郭应禄院士漫谈泌尿外科学的发展(实录)

郭应禄院士说，假如一个手术，三种四种五种做法，那就谈不到先进，只有三种四种合成一种，才能使手术达到先进水平。我们外科系统病人多、科学经验也多，这是我们的优势，但是我们如何做到规范化，包括手术，一个手术要在先进的规范基础上才能提升水平。另外，应该更快实现专科医师培训。专科医师培训是解决地区之间差距，解决高水平起飞的这么一个必经的路。这方面，我觉得政府、各个医院、协会、学会都应该共同努力加强。以下为此次访谈实录：

郭桐兴：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到院士访谈。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名誉所长，北京大学泌尿外科医师培训学院院长，中国医师学会泌尿外科医师分会会长郭应禄院士。郭老师您好。

郭应禄：您好。

郭桐兴：欢迎您。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以来，中国的各个行业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我国的医学界也是如此。您是咱们医学界泌尿外科方面的著名专家，今天我们想请郭老师就泌尿外科学的发展这样一个话题谈一谈您的看法和意见。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怎么样想起来要创建一个北京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的?

郭应禄：北京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是1978年7月18号成立的，谈起医学的发展，特别谈起这个研究所的成立情况，应该追溯的历史还要长，应该追溯到四十四、五年以前，我记得好像是在1963年，我们国家在广州召开了一次高等学校的会议。当时这个会议是陈毅陈老总来主持的，1949年到1963年，那时候考虑到我们国家科学的发展，基础研究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在那次会上决定在我们国家的高等院校里要设一些研究机构。因此在1964年，已经在现在的北大医院，就是当时的北京医学院的第一附属医院成立了泌尿外科研究室。

郭桐兴：这就是研究所的前身?

郭应禄：对，研究所的前身。所以实际上到现在已经44年了。当时成立这个研究室的时候，国家很重视这样一个机构，尽管机构不是太大，光有个名誉，按照当时的情况，没有科研经费，也不给你配备地方等等，但是从学校，从医院还是很重视的，尽管是叫泌尿外科研究室，当时叫北京第二医学院，现在叫首都医科大学，筹建这个首都医科大学的吴阶平老师，请他兼职做这个研究室的主任。这个研究室成立以后，我们一两个人从事病理方面的研究、尿里面的研究，或者是结石的等等研究。但是很快1965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因此这个研究室建立了不久没太做太多的事情。

郭桐兴：也受影响了?

郭应禄：受影响就厉害了。怎么受影响呢?譬如说，我们仅有的一两间房子，而且在宿舍一层的，被当时的造反派没收了，在里面存车、做其他的。

郭桐兴：改做他用?

郭应禄：对，而且里面有些宝贵的东西也就没有了，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咱们中国有个血吸虫病，这种病得了以后，淋巴管破到泌尿系统，我们说是出入泌尿，尿出来的尿就跟牛奶似的，白白的，当时的设备不像现在这么好，当时靠脚上或者淋囊，看这个淋巴管哪儿扩张了，就决定治疗。我记得当时有一张非常好的照片，文献上也没有，我们自己照出来的，从脚背上打的造影记，淋巴管破到肾脏里面，进了肾脏，出来这么一个造影片子，这是没有的。

郭桐兴：这个片子很珍贵的?

郭应禄：很珍贵，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造反派弄丢了。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咱们中国特有的，比如是太监，在旧社会的，为了收集太监的医疗资料，也更主要的是为了体现国家对这些遗留下来，这些人是受很大苦的，对不幸的人的照顾，我每个礼拜都要到现在的北长街，他们住的地方，集中了二十几个，国家把他们养在那儿，我定时给他们看病，一方面给他们服务，另一方面我也了解一下人切到外生殖器以后有什么改变。

郭桐兴：对您的专业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郭应禄：对，这些资料在世界上也是很少的，但这些资料在这个期间也丢失了，所以医疗进展就谈不上了。还好76年粉碎了“四人帮”，73年3月18号咱们召开了科学大会，郭沫若贺信里面提的是“科学的春天”。所以在这个会上就解决了几个问题，一个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解决了“臭老九”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使得我们这些学科学的人、从事科学的人得到进一步的解放。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想到国家已经建立了研究室，就应该重新工作。而且根据当时的情况，可以做的更好。在那样的情况下，做好各种准备工作，7月18号卫生部正式批准成立我们国家第一个泌尿外科研究所。

郭桐兴：是在原来研究室的基础上，文革以后，重新随着改革开放开始正式成立的?

郭应禄：是的，而且这样一个研究所的建立，尽管吴老师不在北京，我们还把吴老师请过来当地第一任的所长。刚才你说为什么要成立?我说44年前就已经考虑到科学的重要性。经过科学大会以后，对它的认识更加清楚了，而且世界各国，我们在停止，他们都在飞速发展。为了赶上世界科技的发展速度，为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所以成立这么一个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标志着单纯的一个医疗机构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医疗、教学、研究，等等医、教、研一体的机构，这对咱们国家的医学发展应该说是很大的一个变革，或者很大的一个发展。所以这个研究所的成立，我们觉得还是非常必要的。

郭桐兴：而且非常及时。

郭应禄：非常及时。12月22号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咱们国家刚刚庆祝完了，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这个泌尿所也就跟着一块发展了。

郭桐兴：基本上跟着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步伐是同步的?

郭应禄：是的，“同龄”。(笑)

郭桐兴：而且泌尿外科研究所为整个中国泌尿外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郭应禄：应该是这样，譬如说这个所的三十年，实际上也就是中国泌尿外科发展三十年的一个缩影。

郭桐兴：一个代表?

郭应禄：确实是这样。因为北医的泌尿外科，包括为什么要在1964年第一个研究室建在这儿，1978年第一个研究所又建在这儿，原因就是国家还是经过调查研究的，就是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从人力，从设备，从水平，北医泌尿外科应该是全国领头的。就像您说的，整个泌尿科的发展跟北医泌尿外科的成长是一致的，而且几乎中国泌尿外科每重要一步都是北医泌尿外科向前走一步。比如说我们国家自己的杂志，《泌尿外科杂志》，是65年，那时候是叫“泌尿外科内部通讯”，是北医牵头的四个地区，比如上海、天津、重庆，好像是内部刊物，叫内部通讯。80年正式批准叫《中华泌尿外科杂志》，80年创建，总编辑是误解节，是我们所长来兼任;同样的，到1983年，全国成立了“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分会的主任委员还是吴阶平吴老师。这是研究所、杂志、学会，以后到2005年成立中国医师学会泌尿外科分会的时候也是一样，是由泌尿外科所我来担任会长的，我们在成立培训学院、培训中心等等，这些一开始着眼点都是放在全国的。

郭桐兴：北京大学泌尿外科医师培训学院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郭应禄：是1995年。

郭桐兴：为什么要成立这么一个学院呢?

郭应禄：当时我记得成立它的基础是这么一个基础，我可以简单地说一下这个过程。大概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或者是80年代末，我们当时在烟台，在烟台干什么呢?吴老师编的《泌尿外科学》在那儿定稿子，我们有十个编委在那儿定稿子。有一天晚上吴阶平吴老师找我，说什么呢?咱们分析分析中国现在泌尿外科的人才，因为老师觉得人才好、人才多才能发展。当时我们分析了以后，中国泌尿外科人才应该说跟全国各行各业是相似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基本上是个人才断层，学校也不干了，我们那时候别说教书了，我有一阵是挑着饭给病人开饭，手术也不做了。等于是学校不招生了，断层。以后又有个人才外流的问题。所以人才断层加上外流，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当时的主要人才青黄不接。就是咱们现在的名词叫“创新性科技领军人物”是青黄不接的。那时候吴老师跟我提了一个，他当时还是医科院的院长，就是说泌尿所在这个当中能做点什么事情。我们当时回来就想泌尿所能做点什么事情，第一是我能不能多跑点医院，帮几个医院建建泌尿科，比如宣武医院、同仁医院，当时都替他们查房，但是幅度还是小。1994年，我们当时是第一届发吴阶平奖，是在杭州发，发的时候有一些国际上大的企业公司找我，希望跟吴阶平吴老师见见面，我说可以，我们就在国宾馆见的他，他们就提到，就是看到中国发展这么快，他们能不能尽点力气，给中国培养点人才。吴老师说你们说吧，怎么培养法，他们说每年给你们两个出国的名额，钱他们付。我们觉得出国当然也是好事情，跟先进国家学习，当然我们觉得当时我们出国的人已经不是太少，但我们真正到了美国这些先进国家以后，我们不能做临床工作，因为人家的法律，我们在实验室里跟人家学习一些，当然这也需要。但对我们临床来说，几乎机会很少。所以我们就提出来，你们能不能帮我们联系，我们派临床医师学习，他们说这不可能。为什么呢?人家有人家的法律规定。我说这样行不行，省一部分钱，在我们国内办大型的高水平的学习班，可以请外国老师，也可以请中国的老师，而这个面向全国可以一次几十人，甚至几百人，当然我们做到最多的一次是一千多人，这样的话受益面就比较大了。大家说这是好办法。所以吴老师也同意，他们也同意，当时正在杭州发奖，卫生部同志也在，把卫生部国际交流的领导叫在一起，说我们想办这样一个事情，大家觉得怎么样?大家都愿意，北医愿意、卫生部愿意，厂家也愿意出钱，这不就是好事情嘛。所以就决定办。我们回来就跟人家学校申请，就成立了，当时叫北京医科大学泌尿外科培训中心，那时候叫培训中心。

郭桐兴：还不叫医师培训学院?

郭应禄：医师培训学院是在2004年改的。成立了以后，确实做了很多事情，我们把着眼点放在提高现有医师的水平，就是做了泌尿科大夫，让他继续学习，让他提高水平。我们请了全国的，包括台湾的张心湜院士，请的十个著名的大夫组成一个专家组，每年开两次会，商量讲什么东西，谁来讲，谁来写讲义，每年办了两次班，这个做的很好，全国各地选优秀人才，而且是免费的，高水平、大规模、免费的在中国，在我们国家还是个创举。因此到现在为止这样的学习班参加过的人超过五千人以上。

郭桐兴：就是从开始办算起一共五千多?

郭应禄：对。

郭桐兴：培养了很多专业技术人才?

郭应禄：对。培养了这些人以后，我们觉得中国泌尿外科整体水平是提高了，但是我们办班的时候，我记得在1998年，我在上海开会的时候就提到一个什么问题呢，我说国家有国家的奋斗目标，咱们泌尿科也应该也一个奋斗目标，我们提出一个到2020年让泌尿外科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目标，成为全国泌尿科的奋斗方向。这个定了以后，也是一次机会，我发现大家提高当然有好处，应该的，但是没有个好的领军人物，要想尽快的赶超别人也还是有些问题。培训中心在2001年开了一次会，就决定我们启动“将才工程”，意思就是说把培养的人从一般的泌尿科大夫，提高到主任级的。

郭桐兴：在原有基础上提高了一个层面?

郭应禄：就是专门培训领军人物，什么叫“将才工程”呢?第一我们要举办博士生导师培训，在当时博士生导师有多少呢?全国就才八十几位。我们把他们请来，我们再从国内外请一些专家给他们讲课。我记得第一次开课是在湖南，我刚才说了八十人左右，可是参加会的人是一百八十多人，为什么呢?硕士导师，他说我也要听。还有已经不做博士生导师，老先生们他们说也要听。所以人就很满，而且讲课内容也很好。包括科研哲学、科研道德、科研方法、团队精神、奉献精神、合作精神，整个一个系统工程给大家讲讲。“将才工程”是博士生导师培训。另外我们搞高端研讨会。我举一个例子，前列腺癌是中国这些年在逐渐增加的一个病，这样一个病以前中国很少，所以中国人对这方面的知识相对就少。我们就请了美国人、英国人、荷兰人，都是他们国家研究前列腺知名的人，三大位，把我们国家的这些专家们又请上六七位，七八位，请了十几个科主任，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足足讨论了三天。这样的话有什么好处?就使得我们的年轻科主任能面对面的对象国际上领军人物和国内高端，对一些热点话题进行讨论。所以这种效果是非常好的。

郭桐兴：开拓了眼界?

郭应禄：开拓眼界。而且确确实实能解决些自己脑子里面不够的，知识不够的，需要了解的。再有，我们还有一次机会，我美国看到意大利每年要向南加州大学送35个人进行十天左右的进修，看手术、听课。后来我就问，意大利派，中国能不能上哪儿派呢?当时咱们心有余，有点力不足，他们学费就六万美金，咱们还得有路费，还得有其他开销。后来我就跟他们商量，把他们请到北京来，好好接待人家，让中国人受照顾点，最后降到两万。从2002年开始，就决定每年送30人到40人到美国南加州大学、休斯敦大学、霍斯顿大学等等，每年送三十人到台湾，有时候也送到新加坡或者是南朝鲜;这样有什么好处呢?我们这个行动以后得到总书记，不是为我们讲，前年院士大会上总书记讲到人才培训的时候，特别提到一个在总体水平我们落后于先进国家的时候，你这个开放式的学习，到人家那儿直接学习这是个捷径。所以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心，而且总书记我们“将才工程”这一类的发表了高见，对我们也是鼓励，他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就是培养“将才”不容易，我们一直做下来。“将才工程”到现在为止也有快六百人参加了，什么概念呢?全中国大城市的，我不敢说每个地方，大城市的科主任基本上都参加过。

郭桐兴：起码是省会一级的医院?

郭应禄：对，这样就极大的提高是中国泌尿外科的水平，而且这些人参加“将才工程”以后他们责任心很强，他们就觉得咱们这个是不是黄埔军校，我们是中国泌尿外科的中坚人物，因此他们迫切感、使命感加强了，而且凝聚力加强了。咱们这些人都使了劲，所以必须团结在一块。这些年培训学校的工作使得中国泌尿科整体水平提高，而且出现了中国泌尿科发展快、凝聚力强的这么一个好的局面。

郭桐兴：在原有的基础上上了一个大台阶?

郭应禄：是这么回事。为什么要改成一个学院呢，也是根据工作的情况，觉得我们的能力还是有的，而且希望它更正规化，做的更好，所以2004年经过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讨论更名，不叫培训中心了，这在重点大学里面继续教育专门成立这种学院还是第一家。

郭桐兴：首例?

郭应禄：对，同时中华医学会在同年，在全国继续教育大会上把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专科医师培训中心的牌子也算到我们这儿来了。(笑)总书记给我们讲人才培训的时候，特别提到一个培训学员的时候怎么培训他做人。这一点我们觉得我们从一开始就重视了，总书记这次提出来“向王选学习”，这个我们就非常高兴，我们很早以前就提出来要向王选，王选是我们的榜样。我觉得王选有些的话很朴实，他说“什么叫做一个好人?”“好人就是能想别人跟想自己一样”，你想这个多朴实，你能把别人跟自己一样对待不就行了嘛。王选还提到一个，中国古代有上士、中士、下士，上士是忘名、光干活、光做贡献。总士要名但是做贡献，下士不干活，还总是盗窃别人。王选说“我做不了上士，因为我不能忘名，我要名，但绝不能盗窃别人的”。我记得这些事情都是老一代科学家给我们的教育。我刚才提到一个人才工程培训班，以及“将才工程”，我们中间还有一个普及泌尿科知识，利用电视台，一个礼拜讲一次，一年讲五十二次，一次讲三十分钟，包括“好医生网”这种远程教育我们参加的人已经三万了。可是这样的教育，开始的时候，吴阶平吴老师是我们德高望重的医学家的泰斗，我就请，我说吴老师能不能在我们开第一课的时候，花十分钟、十五分钟，讲讲继续教育的重要性，讲讲怎么做个好医生。您猜吴老师怎么回答?“您干吗非让我讲十分钟、十五分钟呢，一堂课不行吗?”后来我说“一堂课可以”。吴老师另一句话是“我要讲两次”，真的是，足足讲了两个钟头。

郭桐兴：可见他对这个事情的重视程度。

郭应禄：一方面是强调继续教育的重要性，另外一方面是教育大家做好一个好医生。希望年轻人有责任感，崇高的医德、精湛的医术，他说这些还不够，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服务艺术。这些老先生们对我们实际工作的教育，就使得我们把这些工作做好。刚才我说十个专家，这十个专家给我们的帮助，像于老师今年已经96高龄了，他为了写讲义要学习电脑，不让别人弄。

郭桐兴：96岁的高龄重新学习电脑?

郭应禄：当然是好几年以前，就是那么高龄的动电脑，而且更让我们感动的，我们每次都有讲义，讲义总要复印，只要是他打电话，也许过几天又来个电话，什么电话呢?“你印了没有，我又看了点书，还想加一些进去”。

郭桐兴：做人做事非常认真，非常到位。

郭应禄：所以我们能做好这个事情，不单单是北大自己的力量，依靠全国的老前辈，依靠广大的社会力量支持，依靠这些青年人愿意学，所以才能有今天这个好的结果。

郭桐兴：您讲的非常好。下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国泌尿外科学在国际上，就是与比较发达的国家相比较，我们处于一个什么位置?

郭应禄：我们在开展培训过程当中，在全国学术大会上，98年提出来一个，要在2020年让我们国家的泌尿外科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是跟人家有差距的。

郭桐兴：这个差距有多大?

郭应禄：当时我们定的是2020年，当时定了这个指标以后，我记得台湾张心湜院士，也是咱们工程院的院士，他就提出来，他说“你这个太保守了，我觉得2010年就可以”。后来我还是说，我们还是坚持2020年。为什么呢?一个是我们不希望夸大，另外一位要看到我们国家地域辽阔，各个地方的水平很不一致。因此，最低限度，我们国家的水平达到了国际水平，虽然不能说是百分之百全部都是，但是最低限度，一些大的城市，医学院校都应该达到。不是说一家两家达到了咱们就是国际水平了，我先说这么一个指标，2020，说明我们的差距。但是跟着刚才我说，我们这些年的工作，特别是国家的发展以后，我们又定了一个，在本世纪实现我们在亚洲领先、世界一流。总的来讲，泌尿科的水平有的地方达到国际水平，有的地方接近，但是这些年的发展是相当快的，甚至有个别的地方，我们比他们还强点。

郭桐兴：超过了?

郭应禄：这还是有的，当然这是少数。现在大家的共同目标也是，譬如说开展微创等等，进展还是相当快的。前几天刚刚在上海开了一次国际腔内泌尿外科大会，有一千多外国人参加，大家对中国这些年的进展还是给予赞扬的。但是我们不能在赞扬声中，还得看到我们的差距。我们需要继续努力。

郭桐兴：您对中国泌尿外科未来的发展有什么看法?

郭应禄：我觉得一方面，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各方面的进展，基础研究要加强。因为一个学科的发展没有基础研究，那是上不去的。这方面已经有好的基础了，再继续努力，加大这方面的投入，加大方面的人力，加大对这方面的认识。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特别对我们外科系统，我觉得我们病人多，这是我们的优势，科学经验多，但是我们如何做到规范化，包括手术，一个手术是在先进的规范的基础上才能上去。假如一个手术，三种四种五种做法，那就谈不到先进了。只有三种四种合成一种，一种再选择最先进的，所以手术的标准化我觉得在当前是值得提倡的，而且值得引起各地注意。如何做的更好呢，一个是各个地方做，另外更主要，国家已经认识到，应该更快实现专科医师培训，专科医师培训是解决地区之间差距，解决高水平起飞的这么一个必经的路。这方面，我觉得政府、各个医院、协会、学会都应该共同努力加强。

郭应禄院士与主持人郭桐兴

郭桐兴：这些工作的具体落实现在存在哪方面的困难?

郭应禄：专科医师培训主要还是国家相应政策没出来，比如培训期间的工资到底哪儿出，培训以后的待遇等等，这些需要相应的政策。另外专科医师培训跟现在临床的研究生培训如何结合或者是有什么区别，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郭桐兴：国家或者领导应该有一个说法?

郭应禄：学会或者意识学会把标准都定下来了，关键是怎么尽快落实，北京市已经做了，全国有几个试点区，绝大部分还没有开始。

郭桐兴：还是经费的问题?

郭应禄：经费是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培训期间的工资由谁出。我觉得能解决，主要是大家重视了就能解决。

郭桐兴：比如通过医师的培训学院，让所有医师普遍相互切磋、互相交流，共同提高，开阔他的眼界，让他对整个专业技能有一个整体的提高，对泌尿外科的整体发展有很大的好处。

郭应禄：对，但我们国家对医学的终身教育有三块，一块是学校教育，这部分已经这么多年了，五年、六年、七年、八年都有，都在继续做。然后就是毕业后的教育，就是专科培训，毕业后教育，离开学校的，这部分我们国家薄弱，基本上是空白。第三部分就是继续教育，就是我刚才说的培训教育。我们前面和后面做的好，中间还不够，需要进一步加强，我们整体教育、终身教育就做的好了。

郭桐兴：把它理顺了?

郭应禄：是。

郭桐兴：中国医学的基础研究这块是不是相对来讲薄弱?

郭应禄：相对薄弱，受几个影响：一个影响，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过去对这个重视不够，另外包括国家发展过程当中的国力，就是我们投资到基础研究上的资金相比先进国家还是少的，当然现在国家重视了，也是一年比一年多。再有就是人才了，我们有不少人到国外学习，特别是这次金融海啸，我想对我们这些人才回国创造了一个机会，比如美国、伊拉克战争打起来以后，它的科研经费减少了很多，在那儿的条件并不见得比国内优越到像以前没法比的那种，加上大家对祖国的热爱，我估计人才会越来越多。

郭桐兴：有一部分回流?

郭应禄：对，这是个趋势，是个时机。再加上国家大力支持，科研经费的增加，会使得这方面有一个快速的发展。

郭桐兴：而且国内面临着很大一个机遇。

郭应禄：是。

郭桐兴：您对中国泌尿外科的未来怎么看?

郭应禄：我是很乐观的，我们作为泌尿外科的老人，看到三四十岁的人，技术很精通，对专业也很专心，我们就看到希望，希望他们能够在今后更加努力，特别是看到我们国家前程，看到我们国家发展以后，他们更加热爱国家。泌尿所曾经有过一个精神，叫“爱祖国，爱集体，爱专业，爱病人”。作为泌尿科大夫首先得爱我的国家，这是最大的原动力了。然后我在北大工作，在泌尿所工作，我就爱北大，爱泌尿所，同时我做的是泌尿科，当然爱我的专业了。最后落实到我是为病人服务了，所以必须爱我的病人。我们那时候提出这“四爱精神”，我觉得还是适用的，今后应该发扬。

郭桐兴：我们也预祝中国泌尿外科学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咱们这个学科也是蒸蒸日上。

郭应禄：会的。

郭桐兴：咱们泌尿外科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庆典大会的时候真的是人才济济，包括国外的一些专家对咱们北大医学研究所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您在整个活动当中，获得了一个“泌尿外科研究所的终身成就奖”，有包括您在内的五位老前辈，吴老先生。

郭应禄：还有我的顾方六师兄，现在已经故去了，吴老师，顾师兄，还有两个老师，沈绍基老师、孙昌惕老师。他们都健在，身体很好，88岁了，还看门诊，查病房(笑)，体现了老一代对医学泌尿外科的关心，对国家的热爱。

郭桐兴：也是泌尿外科精神“四爱”的体现。您现在身体怎么样?

郭应禄：就是血压高点，也还可以。(笑)

郭桐兴：我看您精神状态很好。

郭应禄：马马虎虎。(笑)

郭桐兴：我们对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表示感谢。

郭应禄：谢谢。

郭桐兴：同时我们也预祝中国泌尿外科学能够不断的发展，争取在2020年前达到您这个设定的目标。

郭应禄：希望本世纪实现亚洲领先、世界一流。(笑)

郭桐兴：我们也祝福北京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越来越好。

郭应禄：也希望你们腾讯网替我们多做事情，替所有的网友们解决更多的问题。

郭桐兴：应该的。谢谢郭老师。

郭应禄：谢谢。

郭桐兴：同时也感谢大家收看院士访谈，我们在下期再见。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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